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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揚 | 不隔與不二

2020-05-28 來源:時尚先生
建筑學有無窮的可能向這個“冷漠而溫情未盡的世界敞開心扉”。不到40歲的趙揚正在靜候屬于他的無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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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揚

背叛

研究園林同時喜歡武俠小說、會用武俠秘籍《九陰真經》對比園林經典著作《園冶》的建筑學者馮仕達常說,學功夫不是那么簡單的事,在少林寺學十幾年就練成了么?不是,都是“背叛”師門后在一場打斗中跌入懸崖、得某位世外高手親傳,再偷學點其他功夫,最后連吸星大法都學了,才成為一代英雄。學建筑也像學功夫,就算混入名門正派,沒有得高手口授心傳,終是難成。趙揚是怎么“背叛”師門的呢?

清華建筑系念到大三時,獲得本校研究生保送資格,導師王路。王路在德國讀完一個漫長的博士后回清華任教,剛接任《世界建筑》主編不久,風度翩翩,炙手可熱。在德國時,王路跟隨導師威廉·蘭徹特考察村落。當汽車快要接近目的地時,老師會讓一行人下車,描述接近一個場所的感受,這叫“第一場所印象”。也許受此影響,王路對鄉土建筑和場所的理解,大多也是以感受為基礎。趙揚讀研期間,跟著王路走過廣西、浙江、云南、湖南,甚至瑞士的鄉下。王路只是帶大家走和看,偶爾笑瞇瞇地指出他覺得有意思的東西。趙揚事后回憶,“竟跟開玩笑一樣”,“但現在想起來,真是純真年代般一段段抒情的旅行。他讓我覺得這些東西很重要,但并不嚴肅,這讓我完全感覺不到壓力,反倒是帶著開放的感受力,潛移默化地接受熏陶和滋養。”當年跟著王路在山野鄉間的行走,加上自己的旅行經驗,奠定了他感受并理解場所的基本方法和心法,后來對大理一見鐘情并定情,也許就是王路當年埋下的伏筆。

王路對趙揚,幾乎是“寵壞了”,不僅比學校規定提前一年帶他下鄉考察,在出國機會不多的時代,還帶他三赴歐洲:一次去意大利全境考察建筑,一次集中看瑞士建筑設計師卒姆托的作品(那時全國還沒幾人親眼看過卒姆托的房子),一次去荷蘭看建筑,并很早就讓趙揚接觸工作室的工作。

畢業后,趙揚留在王路工作室當了一年養尊處優的大徒弟,但在感覺到瓶頸時,“拋下”王路,“叛逃”到了張軻的“標準營造”。

張軻是在90年代中后期的哈佛樹立起自己的建筑觀的,他深受當時在哈佛教書的托馬斯·赫爾佐格、拉斐爾·莫奈歐、卒姆托等大建筑師的影響,對于建筑學和建筑藝術的認識建立在歐洲建筑文化深厚的傳統和教養之上,那是身處同一傳統中的建筑師和大眾之間心照不宣的默契。

趙揚認識張軻時,張軻剛回北京創業,意氣風發,聊起當時的中國建筑,有一種“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氣勢,在“水木清華園”一套空蕩蕩的公寓里成立了標準建筑事務所(后改名“標準營造”)。公寓的白墻上貼著張軻幾年前在哈佛念書時的一張鉛筆手繪的軸測圖,是意大利托斯卡納地區一個臺地園的改造設計。圖面上線條不多,最醒目的地方是鉛筆完稿后再手工拓印上去的一棵樹的漆黑剪影。每根鉛筆線條背后似乎都是錙銖必較的躊躇,這種躊躇不像是在等待靈感,倒像是怕靈感來得太廉價而傷害了一個需要精心維護的“標準”。趙揚說,回過頭來看,張軻那時是在用他對好建筑的感性經驗和對抗媚俗的理性自律來支撐整個實踐。

同是清華建筑系畢業的張軻明白學校教育的匱乏之處,他會帶著大家細讀西扎(葡萄牙建筑設計師)、莫奈歐這些大師的圖紙,讓大家看出其中的“規矩”、“意圖”和“激情”,圖紙的客觀性和感受的客觀性之間的聯系,一種他稱之為“制圖文化”的東西。他也特別看重手工模型,但模型材料的選擇很節制(主要是灰色的卡紙板和透明有機玻璃),徹底改掉了趙揚之前用花哨材料裝點模型來取悅和哄騙自己的習慣。這種對待工具的謙虛和虔敬,讓趙揚體會到建筑這門手藝的涵養和尊嚴,而延伸到電腦CAD制圖和讀圖的標準跟方法,趙揚一直沿用至今。

正是在張軻的引導下,趙揚開始從體會一個平面圖的品質去嘗試理解一個建筑的品質,“一個帕拉弟奧的平面和一個路易·康的平面,雖然相隔了幾百年,材料和技術跨越了幾次產業革命,平面圖的品質卻是可以擺在一起掂量的。”

三年后,他又“背叛”了張軻。

接手西藏尼洋河游客中心時,張軻對趙揚前面十來個方案都不滿意,逼著他做出了最后的設計:三個基本的功能空間,通過幾何與朝向的安排,圍合成一個獨特的空間體驗,把內部空間與外部景觀聯系起來。但兩人卻在是否用礦物顏料上意見不一:受當地寺院墻面的色彩啟發,趙揚希望從室外過渡到室內時,在墻體上使用礦物顏料,而張軻覺得這完全不可理喻。

彼時趙揚馬上要去哈佛繼續念研究生,很希望去之前拿出一個真正代表自己的完整作品,那年他29歲,孤注一擲,處心積慮要跟老板干到底。不久,他從標準營造離職,為去哈佛做準備,但得知尼洋河游客中心負責工程的經理來北京時,馬上將涂了顏色的模型帶到酒店,一頓“狂轟濫炸”后,經理感動了,說,“你去把顏色刷了,我給你買機票!”

趁張軻正在深圳參加深圳雙年展,趙揚立即飛到西藏,定樣板,買原料,現場盯著工人刷完顏色,再回北京請攝影師過去拍照,照片拍完,寄給哈佛,一場完美的暗度陳倉!

這一刷,所有人都贊不絕口,成為當時少見的網紅建筑,那時國外的建筑網站很少發表中國建筑作品,但對這個作品寵愛有加,后續好多年都報道不斷。不久,《世界建筑》也為尼洋河游客中心評了一個“WA中國建筑獎優勝獎”,趙揚那時在哈佛,于是寫了一段話,請代表他去領獎的張軻在現場念,建筑界都說:這個場面很有愛。如果再聯想到《世界建筑》的主編是他曾經“背叛”的王路,就更有愛了。

故事還沒結束。第二年夏天,趙揚回北京,張軻請他吃飯,舉起酒杯說:“有個事,我跟你說一下,那個房子,我還是把它刷白了。”那時的趙揚已很從容:“你要問哪個對,我還是覺得彩色對,但把它刷白,我完全理解,而且該占的便宜我都占了。”對恩師,當然理解的,那個房子從里到外都是石頭,非常完整,使內、外一致,那是張軻的建筑觀。而在已有成熟建筑觀的趙揚看來,室外的毛石立面與外部自然環境一致,庭院內部可以是自成一體的空間經驗。張軻也理解趙揚的,若不是對建筑較真兒,又何需“背叛”?

這不正是真正的恩師與愛徒間“彼此理解但各自堅持”的佳話嗎?

2

趙揚

退居

兩年后,在哈佛獲得“優秀畢業生”的趙揚并沒有去北京大展宏圖,而是退居到了大理。

以南北狹長的洱海為界,大理可以簡單分為海西、海東兩大塊。趙揚最初來大理的契機,是新大理人陳蓉在海東的雙廊鎮租下了一塊宅基地,計劃蓋一個面朝洱海的家。了解項目期間,趙揚住在雙廊鎮的客棧“海地生活”三號院,也因此結識了客棧主人嘉明。嘉明在海東的金梭島看上了兩塊“絕世風景”,在聽完趙揚對場地的感受后,也委托他來設計——那時他還有一年才從哈佛畢業。

陳蓉那塊宅基地坐落在臨海的巖壁上,憑海臨風,整個洱海盡收眼底,煙波對面,黛色的蒼山聳起,橫亙百里,一覽無余。而嘉明在金梭島的兩處絕世風景,一處被他稱為“海角”,一處稱“雙子”。在趙揚即將出版的著作里,他詳細描述了對這三個項目地的感受和理解,其準確、細膩、密實,就像當年王路的德國導師和王路一樣。

在提及海角客棧所在時,他這么寫道:

“當地白族蓋房子,首先要考慮的就是防風和躲避強烈的日照。這些島民的院子沒有窗戶,外觀很封閉;可是在大風的天氣里,一旦步入庭院,會感覺空氣突然就安靜下來。坐在檐廊下的陰涼里,看著院心移動著的光斑,會覺得陽光也變得馴順。除了照壁,庭院內部的空間界面都是木結構的。和層高相比,檐廊顯得很深,鏤空的格子門半開半闔,構成一個柔和的邊界,舒暢通透,絲毫沒有被院墻限制的感覺。這庭院中,檐廊下,正是漁民經歷每日的風浪飄搖后尋得安穩平靜的場所,這種傳統的空間品質用現代的眼光來看算得上是療愈性的。”

而不遠處的雙子客棧,又是另一番光景:

“雙子的氣場屬于它所面對的那個蕩氣回腸的自然。金梭島處于洱海面寬最窄的部分,站在雙子的岸邊,山海都顯得迫近,下午的陽光從蒼山背后投射到海面上,因為逆光,蒼山的縱深壓扁成深邃的剪影,烘托著已經變成一個光效裝置的遼闊水面,山和水的認知被一個氣勢撼人的光學現象消解了。這個時候,山沒有了,水也沒有了,整個存在被抽象成一個光學現象令人徹底出神。每次去雙子現場,我都盡量選擇下午,就是為了這個獨一無二的體驗,它總讓我想起我所鐘愛的美國藝術家羅伯特·歐文那本著名傳記的名字《Seeing Is Forgetting the Name of the Thing One Sees》(觀看就是忘記觀看對象的名字)。具有這種讓人出神品質的景觀,在大理,大概就只有金梭島西岸荒無人跡的現場了。”

那時的大理新移民,戲稱大理為“大理福利亞”。熟悉的人都明白,“大理福利亞”指的不是良田萬頃的海西,而是傳統上被主流農耕文明邊緣化的洱海東岸,就好比太平洋東岸的加利福利亞。海西蒼山的構造主要是變質巖,海東的山體是石灰巖。海東比海西干燥,日照時間長,夏季降水量明顯少于海西,冬天也更溫暖,氣候上真有點兒加州地中海氣候的意思。

趙揚是熟悉加利福尼亞的。在海東待了不到兩周就收獲三個項目,這讓他相信“大理福利亞”或許真的就是一百年前的加利福利亞,獨特的氣候和質樸的人文環境讓來自文明中心的辛德勒(奧地利建筑師)和諾伊特等建筑師如脫胎換骨一般,紛紛開創了自己的建筑之路。就連他們的師父勞埃德·賴特也在晚年遠離“鍍金時代”的紐約、芝加哥,直面美國半干旱的中西部——那一片尚未被過剩的文明觸碰過的自然,像是回到文明初創的起點,有一種開天辟地的純真和元氣淋漓的果敢。趙揚已經篤定地知道,人生旅途的下一站必是大理。

然而一年后從哈佛歸來,雙廊的模樣已經變了,“一年前那個布衣粗服、發了一點低燒、只有一點臭美的雙廊開始忘形了。開客棧已經從一種生活方式演變成一種金融模式,新的客棧建筑又高又胖,一副打了激素的樣子,層層疊疊的海景房不顧一切地擠到岸邊,爭先恐后地像要跌入洱海里。”

但這是趙揚在大理的最初幾個項目,因為這幾個項目,他們來到大理,有這樣的緣分,自然要盡量成全。他根據每個項目的特質,設計了熨帖的方案,準備大干一場。但接下來的兩三年,雙廊被客棧業的無序擴張徹底吞沒,陳蓉原本計劃做自宅的家,先是決定改成酒店,然后決定加房間,最后決定加高一層以容納更多客房……作為對這個房子了如指掌的建筑師,趙揚很清楚,任何加建都會破壞他們在過去幾年的變數中精心維護的均好性和平衡感,他不可能做違心的事,只能請陳蓉“另請高明”。

建筑就是社會性的,長在環境里,被環境成全,也被環境帶跑。不久,嘉明在金梭島的兩個項目也因為資金問題決定停下來。雖然雙子后來基本蓋成了,卻因為突破了新出臺的關于宅基地建房的面積指標,被強行拆除五分之二。拆房子的那幾天,趙揚正在東京參加展覽,雙子客棧的木結構模型就擺在整個展廳的入口,日本建筑師妹島和世關切地問他項目的近況,“我竟說不出口”。那時的他,很希望那幾年勇往直前的青春無悔得到承認,無法跟這三個起步的項目告別。

1

趙揚

告別

到底是“大理福尼亞”,把家搬到大理,日日面對蒼山、洱海、寬闊的大理壩子,趙揚有了真正的生活:心情變得敏感,時光有了質量,流經的光陰都能感受到。他慢慢松弛下來,因為獲選“勞力士藝術導師計劃”而帶來的各種關注和媒體效應,也終于蔓延到云南,他也實現了在大理的第一個完整作品——竹庵。

竹庵是蒙中夫婦的私宅,選址在喜洲鎮一個古老村落的端頭,背靠蒼山,面朝大片開闊田野,占地一畝二分。蒙中是書畫家,夫人文一是設計師,夫婦二人都有古典情結,想完全按照生活的理想,做一個屬于自己的“園子”。

典型的中國私家園林,往往把居住用的房子和游息用的“園子”明確分區,但一畝二分地和一個住宅的預算很難做出這樣的排場,而且亭臺樓閣、曲廊假山等物件,對于一個現代人的生活來說,未免太過造作和牽強??磮龅氐臅r候,趙揚正好在斯里蘭卡參觀了建筑師杰弗里·巴瓦的自宅,那是一個經過好些年頭不斷改建和加建而成的房子,幾乎是一層鋪開的平面,大大小小的花園和天井穿插在各種功能房間之間,室內外沒有明確的限定,陽光、熱帶的植物、水的光澤和聲響、各個年代的家具和巴瓦周游世界收來的物件,交織成一個迷人的氛圍。大理的氣候和空氣也能保證一年四季總有大量的時間適合在室外或半室外生活,而蒙中夫婦對于家居陳設以及園林植物的熱愛,也可以使一畝二分地的空間生動豐滿。趙揚于是決定做一個把房間和“園子”混在一起的現代園林,把功能空間和游息空間交織在一起,讓室內、半室外和完全露天的空間不經意地過渡,使功能性的行走同時也是游賞的漫步。

最后的竹庵,一共有大大小小九個天井,在蒙中夫婦的重度參與下,百余種入詩入畫并兼顧實用性的植物,精心搭配其中。他們甚至在后門外辟了一塊菜園,種上四季變換的蔬菜,供給平素的食用,也平添了幾分“歸田園居”的意境。

房子不僅僅是空間性的事,更是時間性的。趙揚每次回訪,夫婦二人對房子都有新的想法和感悟,比如廊院那株緬桂的冠幅有點兒大了,中庭的西墻要從屋頂垂下白薔薇,好幾個角落都需要增加石凳來放置盆栽的花木等等。

竹庵沒有理念,每個地方都不是很關鍵,也看不見什么建筑細部,但連在一起就很舒服。竹庵建成后,在專業人士和普通大眾內引起了現象級別的熱烈反響,馮仕達看完后特別高興,說:“我覺得雙子被拆是天意,竹庵才是開宗明義的作品。”

之后,趙揚在海西的大理古城設計了“柴米多農場餐廳和生活市集”(一個凝聚大理所有新移民的社區公共空間、被大理的藝術節稱為可以窺見未來的鄉村樣本)和“既下山酒店”(在逼仄的空間里用似連非連的八個小獨棟圍合出一前一后兩進庭院,所謂“螺絲殼里做道場”)。和竹庵一樣,每個作品都引來專業人士的頻繁探訪、大眾的熱捧和朝拜,以及國內外媒體的爭相報道,甚至有權威設計雜志如影隨形,他走到哪里,龐大的報道團隊就跟到哪里。

趙揚和大理,也因此有了一種如同根莖般的緊密聯系。因為竹庵的典范性,最近先后有當地白族青年寫信邀請他建房子。第一位白族青年是在詳細了解趙揚的所有作品后才寫的信,他原本在外地工作,家中父母老了,于是回大理城區所在的下關工作,但不想住在下關,于是想把在下關買房的錢用來在家中宅基地上蓋一棟房子。大理壩子上一大片宅基地,最傳統的木結構房子已然拋棄,又沒有摸索出適應當下的建筑類型,如今,看上去如此舒服、宜居的壩子,如果走進去,沒有一家人的房子是靠譜的。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會是極大的浪費。

就像當年的竹庵是信手拈來,趙揚說這個房子也很簡單,而且沒有竹庵那樣的文化抱負,面對的問題更基本,就是真實回應三代白族人同堂居住的生活:屋頂會用傳統的木結構和青瓦,樓板和墻面會用混凝土——巴瓦也是這么做的,他在斯里蘭卡做民居時,一層的民居就是木結構、坡屋頂,如果是兩層,就一層用混凝土,二樓的樓板用混凝土,樓板以上用木結構(木頭帶來的細節、尺度感,會非常溫馨)?;炷梁湍景褰Y合,看起來很折中,但其實非常合適。

這個房子,要滿足父輩的需求,所以有堂屋祭祖,又要滿足30歲出頭的青年夫婦的需求,會在有好多標高的大屋頂下做出容納他們生活的空間;還有一個共享的餐廳,他哥哥也可以從旁邊過來吃飯。傳統白族民居沒什么窗戶,人們在田里干活兒,太陽曬多了,屋里就要避開太陽,但現在的年輕人整天坐辦公室,又需要陽光,所以年輕夫婦的臥室開朝南的大窗戶,而父母的臥室退到一樓,像以前的廂房一樣,對著院子,但加了一些現代功能,老媽媽常有閨蜜來,便在朝南的一扇窗戶下做了個空間不大的榻榻米,可供兩人閑聊……造房子,就是造一個世界,三代人未來的生活場景,已躍然紙上。

從2011年夏天來大理,已經八年過去,為當地白族人建的這棟房子,可能是趙揚和大理最好的道別禮。剛來大理時,趙揚想象這里可以一直良性發展,他自己的成長也可以和這份良性發展互動、共鳴。“二戰”后的歐洲,很多小城市都有這樣幸福的建筑師,像路易吉·斯諾奇(瑞士建筑師),在瑞士南部蓋了一輩子房子,但大理這些年的發展,和他最初的期待背道而馳,在大理做事情和在別處做事情的區別越來越小。“大理的時代過去了”,趙揚應該也要離開了,即將出版的新書,便是對過去這些年在大理建房子的如實記錄。

3

趙揚

了結

當初為什么一定要去哈佛呢?

老子的《道德經》里說,“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牅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是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梁思成和林徽因以降的清華傳統,看重的是“有”和“器”,而“無”和“用”才是中國文化里的厲害功夫。學校里講的中西建筑史,和趙揚自身的感性認知沒有關系。他的感性認知來自重慶嘉陵江邊磁器口古鎮的童年。在那里,沒有所謂“房子”或“建筑”的概念,室內和室外從來就是流動的,房子和房子之間沒有邊界,一個鎮只有一個屋頂,一個鎮就是一個建筑:穿斗房的木結構像叢林的樹干那樣蔓延,青瓦坡屋頂像叢林的樹冠那樣一片連接一片,七上八下,百轉千迴,無始無終。只有營造,沒有法式。這是卡爾維諾那個看不見的城市,是博爾赫斯小徑分叉的花園。磁器口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磁器口在“道”的層面,有“無”和“用”在。

去哈佛,是為了和一直以來所受的西方建筑教育做個了斷,或者說,去單挑。大部分職業的路徑都在一個繼承的坐標系里,這是安全的,跑去大理,要放棄既有的坐標系,而敢放棄,是因為單挑后確定了自己的坐標系,才有這個信心退居大理。

在哈佛,趙揚密集地參加來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師、藝術家和學者的講座,也跟來自全球不同文化的同學有了深入交流,“ 我感到世界之大,建筑學有無窮的可能向這個‘冷漠而溫情未盡的世界敞開心扉’。”之前對于“建筑學”的執念,也可以一笑而過了。

但知易行難,直到2014年在斯里蘭卡第一次看巴瓦的作品,在坎達拉瑪酒店和盧奴甘咖莊園親身體驗巴瓦的建筑學和這個世界的不隔與不二,趙揚才跳出了過去的拘謹和狹隘,能全然面對在大理所遭遇的鮮活現實。不過,新書的書稿里,大理那三個未完成的房子還是寫了一年多,因為要在心底做一個了結,趙揚最后這樣寫道:“創業初期,內心急切期待認可,但其實,‘作品’這兩個字,我還是看得太重了。建筑師首先要對情境,而不是‘作品’負責,如果我當時能放下建筑學的那點煞有介事,放下一部分對于‘完美’作品的執念,以真正溫和而開放的心態去面對大理風起云涌的現實,也許這三個房子早就生龍活虎地完成了,而創造性會以更讓我意外的方式自然呈現也未可知??赡菐啄?,畢竟還是輸給了年輕。”

這是趙揚全書書稿里最后寫完的部分,那個當年為了尼洋河游客中心的完整性不惜背叛師門、為了大理最初三個房子的完美度幾乎和兩位業主翻臉的趙揚,在“功成名就”時,卻如此總結過去。建筑到底是什么呢?趙揚說,“建筑不是從建筑學中來的,建筑要從世界中來,再回到世界中去。”

在大理做了這么多年小體量的房子,他正在著手的有幾個體量較大的項目,其中一個在浙江安吉的竹山里,有30畝使用面積,而且沒有紅線。就著山形水勢,做出一種完整的生活方式,這是他一直期待的。以前醞釀的都是心法,因為足夠真誠、用功,功力一點點增加,到了有這樣一張畫卷時,就可以把心里的東西發揮出來。趙揚說,中國人對于空間秩序的理解,和西方不同,和日本也不同,它和氣韻相關,和呼吸相關,這在以前的村子里觸目皆是,就像曾經的磁器口,但如果不被當代建筑闡釋、實踐出來,就只是過去的事。

在哈佛的某個傍晚,趙揚無意中聽到法國景觀建筑師亞歷山大·謝米陀夫的演講,表面上沒有理論,卻給趙揚重讀《道德經》一般醍醐灌頂的感覺。講座后,他立即買了謝米陀夫當時的新書《Visits: Town and Territory –Architecture in Dialogue》,正是在這本書的前言里,趙揚第一次認識了巴瓦。書上有一張盧奴甘咖莊園的照片和謝米陀夫對巴瓦的評論:“一點一點的,巴瓦把一個由新的和舊的建筑構成的莊園編織成一體,讓花園和自然景觀相互交融。這所有的一切形成一個整體。在這個整體中,所有的元素都因為不可分割的相互聯系而成立——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建筑宣言。”所有元素都因為不可分割的相互聯系而成立,這句話也可以用來理解趙揚的每個作品。這不是比附巴瓦,建筑學的思考可以無限勇敢、開放和自由,對大師,趙揚早已告別了粉絲一樣的學習狀態,而是以同理心去揣摩他們工作背后的心理狀態、意識形態和文化構成。

如今,趙揚一邊回清華給俗稱“大師班”的建筑學院本科三年級學生做開放式教學,一邊繼續做有啟發性的作品。馮仕達曾說,趙揚是同代建筑師里運氣最好的一個:“背叛”師門,但不僅被原諒,還在日后不斷被成全;建筑師是每個房子的生父母,使用者是養父母,趙揚過去的每個養父母都很好;而趙揚自己,建筑作品、文字和他生活的氣韻完全一致,與西方不隔,與中國過去的傳統不隔,又有自己獨立的、堪稱雋永的語言。建筑學者Erwin Viray這樣評價趙揚,“趙揚的建筑作品,現代而且抽象,一種對當下的洞見,而不是對過去形式的模仿。但是潛藏于作品深處的,又是一種古老的觀念——場所精神中的秩序觀——每一個特定場所中事物的秩序賦予建筑以形式、運動和節奏。趙揚竭力在每個場所尋找一種‘存在的理由’,并將此呈現為當下的形態。這是一種充滿勇氣和遠見的嘗試,一種理智而又感性地回應這個飛速變化的中國情景的方式。”建筑學有無窮的可能向這個“冷漠而溫情未盡的世界敞開心扉”,趙揚還不到40歲,靜候他無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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